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发展历程大事记报告
摘要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Kadoorie Farm and Botanic Garden, KFBG）的发展历程，是一部香港社会需求变迁与生态保育事业演进相交织的历史。从创立之初的农业救济机构，到转型为世界级的自然保育中心，其使命随香港时代发展不断沉淀延伸：1950 年代为解决战后难民生计问题而诞生，1990 年代完成从农业辅助到全方位自然保育的关键转型；进入 21 世纪后，其保育工作进一步专业化、体系化，发展成果得到国际广泛认可。这份报告按时间顺序系统梳理该园自 1951 年创立筹备至今的 70 余年发展轨迹，覆盖重大设施建设、特色教育活动、关键科研突破和重要机构变革等所有核心发展节点，完整呈现其功能迭代与使命升华的全过程。
一、创立背景与早期农业救济阶段（1951-1994）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的起源，是香港社会民生需求与民间慈善力量结合的产物 —— 其创立的核心动因，是为了解决 1940 年代末至 1950 年代初大量难民抵港后的生计困境，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决定了机构最初的农业救济使命；而在 1990 年代转型为法定机构前，其发展轨迹始终围绕着 “助人自助” 的核心理念延伸。
1.1 机构起源（1951-1956）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大陆内战爆发，大量难民涌入英国殖民地香港。数据显示，香港总人口从 1945 年的约 60 万，在短短一年内骤增至 1946 年的 150 万；到 1950 年代，这一数字仍在持续攀升。这些难民大多以务农为生，却在香港难以找到可耕种的土地，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64)。
在这一背景下，出身犹太裔慈善世家的贺理士・嘉道理爵士（Sir Horace Kadoorie）和罗兰士・嘉道理勋爵（Lord Lawrence Kadoorie）兄弟，决心以务实的慈善方式帮助难民自力更生。1951 年 9 月 28 日，两人与农业专家诺曼・赖特（Norman Wright）、邬庭绅（Woo Ting Sang）合作，正式成立嘉道理农业辅助会（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 KAAA），这便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的前身(64)。
与单纯发放物资的救济模式不同，嘉道理农业辅助会从创立之初就确立了 “助人自助” 的核心宗旨 —— 不是直接向有需要的人派发粮食或金钱，而是通过提供生产资料、技术培训和无息贷款，帮助难民掌握在香港的土地上谋生的能力。这一理念的核心，是将 “输血式救济” 转化为 “造血式帮扶”，嘉道理兄弟曾在不同场合强调，这种模式不仅能解决难民的短期生存问题，更能帮助他们重建生活的尊严，这也是他们将家族慈善理念转化为 “政府 - 农民 - 机构三方合作” 机制的关键初衷(64)。
嘉道理兄弟和农业专家团队随后耗费数年时间，在新界地区寻找一块适合作为农业试验基地的土地 —— 他们需要证明，香港境内那些看似贫瘠的山坡地，通过科学技术改造是可以变成良田的。据后来的实地考察记录显示，贺理士・嘉道理爵士在大帽山高处的岩石间，发现了一棵无人照料却长势茂盛的柑橘树；这一发现与 farmer Leung Chik 共同在深 ravine 中发现的一条常年不枯竭的溪流，共同构成了关键依据：前者证明高海拔丘陵地区也能种植果树，后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稳定水源。经过与香港政府的多轮协商，机构最终取得了这块位于大帽山北坡、占地 148 公顷的土地租借权 —— 这里当时的地名为 “白牛石”，是一片遍布巨石、土层稀薄的荒僻山谷，地形陡峭到几乎没有任何现成的道路或基础设施；但在嘉道理兄弟看来，这片土地的潜在价值，远非当时的贫瘠表象所能覆盖(64)。
1956 年，白牛石试验农场正式动土开工。在这场改造荒野的工程中，建设人员首先需要用炸药和人力清理山谷间的大量巨石，才能在陡峭的山坡上修筑梯田；同时，他们还修建了总长数公里的园道和步行径，将农场的各个区域与外部的乡村道路连接起来。这一基地的核心功能，是向本地农民传授先进的农耕技术，通过实际展示 “荒野变良田” 的可行性，系统性地提升香港本土农业的生产效率(64)。
也正是在农场建设的同一年，嘉道理兄弟开始了另一项对机构发展影响深远的长期工作 —— 聘请植物学家葛蕾丝・巴雷托（Gloria Barretto），启动对香港原生野生兰花物种的系统性记录。在当时，这一工作只是农场建设初期的一个附属研究项目；但数十年后，它逐渐发展成为整个华南地区规模首屈一指的植物保育项目，也为机构后续从农业辅助转向植物保育埋下了关键伏笔(64)。
1.2 农业试验与扩展时期（1956-1994）
从 1956 年白牛石试验农场正式动工，到 1994 年保育及教育部成立的近 40 年间，嘉道理农业辅助会的核心目标始终非常清晰 —— 通过技术援助和生产资料辅助，推动香港农业实现高产、稳产，帮助农民通过务农实现自力更生。这一阶段的工作，大致可分为 “品种改良、技术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和针对性帮扶” 四大板块，每个板块都有明确的落地目标与可量化的实际成果。
在品种改良方面，农场从 1957 年开始有针对性地选育优良猪、鸡、鸭、鹅等畜禽品种，通过杂交育种技术提升畜禽的抗病能力和肉蛋产量；到 1970 年，农场的改良猪种技术已经成熟，具备了向全港推广的条件 —— 这批被称为 “白牛石特种猪” 的改良猪种，生长速度和饲料转化率都显著优于香港的本地猪种；嘉道理农业辅助会随后将这批改良猪种赠予香港政府，由政府统筹向全港农户推广，直接提升了当时香港本地生猪供应的整体水平(64)。在果树种植领域，农场的技术团队经过数年试验，在 1961 年验证了在海拔 457 米的贫瘠山坡上种植柑橘类果树的可行性 —— 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农场累计培育并推广了近 4 万株果树种苗，品种包括橘子、蜜柑、甜橙和葡萄柚；其中葡萄柚这一水果品类，正是由嘉道理农场首次引入香港境内种植的(64)。
在技术推广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农场自 1960 年起，在园艺学家沃尔特・克尔（Walter Kerr）的规划下，启动了系统性的景观绿化和植物迁地保护工作 —— 这场绿化改造工程没有采用 “剃光头” 式的传统造林手法，而是在保留山坡原有原生林木的基础上，以 “见缝插针” 的方式在梯田边缘、道路两侧和山谷空地上种植保育类植物；这一设计思路，在当时的市政工程建设中是极具前瞻性的，也完美兼顾了农场的农业生产属性和生态保护属性。到 1960 年代末，园内陆续建成了以珍稀兰花为核心物种的 “尼姑兰园” 和 “兰花保护区”；这两个园区不仅承担着兰花迁地保护的科研功能，也成为香港最早一批面向公众开放的自然科普场地(64)。此外，农场在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间，持续投入资源为新界乡村修建道路、桥梁、堤坝和码头等农业基础设施，改善乡村的对外交通和水利条件；这些由农场出资修建的基础设施中，有一部分至今仍在被当地村民使用。
针对性帮扶是这一阶段的另一项核心工作。1959 年，嘉道理农业辅助会在元朗锦田地区推出了专门针对失去家中主要劳动力的贫困寡妇农户的 “寡妇帮扶计划”：该计划不向受助者发放现金，而是直接提供牛、猪、鸡等牲畜和配套的免费技术培训 —— 通过 “以生产资料替代单纯救济” 的方式，帮助这些特殊困难家庭通过饲养家禽重建生计。在推出这项计划之前，嘉道理农业辅助会的工作人员用了近半年的时间，走访了新界乡村的上百户贫困家庭，深入了解他们的实际需求后，才确定了这一救济模式；在计划启动后的近 20 年间，有数百个贫困家庭通过这项计划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64)。此外，农场从 1968 年开始，为驻港啹喀兵提供系统性的农业技术培训 —— 这批士兵退役后，大多会返回尼泊尔的家乡；掌握农耕技术后，他们就能在当地通过务农维持生计。这一培训项目，是嘉道理农业辅助会将 “助人自助” 理念从香港本地延伸至区域层面的首次尝试(64)。
随着时代的发展，香港的本地农业在 1970 年代至 1980 年间，逐渐面临着不可逆转的系统性衰退：一方面，香港的城市发展和新市镇建设，不断蚕食着新界地区的耕地；另一方面，从全球范围内进口的农产品，价格逐渐低于香港本土生产的粮食和蔬菜，导致本地农业的市场竞争力持续下降。在这一背景下，嘉道理农业辅助会从 1989 年起，逐步缩减了畜禽养殖辅助计划和其他相关农业帮扶项目的规模；到 1994 年，机构正式停止了所有农业帮扶项目的运营 —— 这也意味着，其持续了近 40 年的救济使命，即将画上句号(64)。
近 40 年的农业试验和推广工作，不仅显著提升了香港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更在客观上完成了对白牛石这片山谷地形的初步生态改造：嘉道理农场的早期工作人员，在山谷内修建了多级梯田和完善的排水系统，有效防止了山坡上的雨水冲刷导致的水土流失；在梯田边缘和道路两侧种植的防护林，也逐步改善了这片山谷的局部生态环境。所有这些基础的场地改造和生态保护工作，都为后续机构转型为自然保育中心，打下了至关重要的硬件基础。
二、机构转型与使命升华（1995-2005）
1995 年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发展史上的关键分水岭。随着香港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社会对机构功能的需求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单纯的农业生产辅助，转向全面关注自然环境保育与公众生态教育。这一转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 1980 年代农业衰退期就开始逐步酝酿 —— 从 1989 年起，机构逐步缩减农业帮扶项目，将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环境相关的工作领域上。
2.1 法定机构地位确立
1995 年 1 月 20 日，香港立法局（即现在的立法会）正式通过《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公司条例》（第 1156 章），以法律形式确认了该机构的法定慈善机构地位。这一法律文件是机构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节点：它不仅将机构的法人名称从原来的 “嘉道理农业辅助会” 正式更改为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更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其全新的核心使命 —— 在香港及华南地区推进动植物保育、有机农业推广、环境自然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这一条例的通过，标志着该机构从此前单纯的农业救济机构，正式转型为一个多元化的自然保育与教育机构(64)。
在完成机构更名的同时，董事会也确定了新的发展方向 —— 不再以提高农业产量为核心目标，而是将 “关怀生命” 的理念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其工作重心从之前的 “保障农户生计、提升农业产量”，全面延伸至 “修复整个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专业领域。这一转型的核心逻辑，是将此前 “助人自助” 的救济理念，进一步升华为 “促进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 这一使命的升华，完全契合了香港社会发展的最新需求：随着经济的快速腾飞，香港社会已经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生态保护工作中，而社会对自然教育和保育工作的需求，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农业技术辅助的需求(64)。
1995 年 4 月 22 日，恰逢世界地球日，贺理士・嘉道理爵士与世长辞；而就在他去世后的短短数月内，他和弟弟罗兰士・嘉道理勋爵创立的这家机构，正式完成了从农业辅助机构到自然保育机构的身份转型。这一时间上的巧合，也被后续不少环保业内人士视作一种 “自然的传承”：贺理士・嘉道理爵士兄弟俩当年一心帮助难民自力更生的慈善精神，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被延续下去。同年 12 月 20 日，机构将一尊由信徒捐赠的观音像，正式安放在园区内的一处天然间歇泉附近；这里原本是当地村民的传统祭祀场地，在安放观音像后，这一区域成为了园区内一个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融合的标志性景点。
2.2 保育基础设施建设
在转型后的最初几年里，机构的核心工作之一，是完成了一系列专业保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后续的保育工作提供关键的硬件支撑。1997 年至 1998 年间，园区内陆续建成了一批专业化的保育科研设施：包括一座配备了专业诊疗设备的野生动物兽医医院、一座用于培育本地珍稀树种的本地树木苗圃、一个专门收集和保育华南地区原生木兰科植物的木兰园，以及一间装备了先进实验仪器的植物保育实验室。这批专业设施的建成，标志着机构的保育工作从此前的单纯 “野外巡查” 式的民间保护模式，正式迈入了科学化、专业化和系统化的研究保护阶段(64)。
其中，野生动物兽医医院是香港唯一一家由非政府机构运营、并获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签发的特殊牌照的野生动物专业救援康复设施。这一医院的核心功能，是收治各类受伤的野生动物、各类在非法贸易中被香港政府相关部门查获的保护动物，以及那些本身具有极高保育价值的珍稀濒危动物；在这些动物康复后，医院会在合适的时机，将它们放回原本的自然栖息地，或转移至境外的其他 trusted 保育机构，参与全球物种繁育计划。该医院的专业治疗区，最初是由园区内一栋旧的农业办公楼改造而成；1997 年，医院完成了专业化的新建院区建设，配备了独立的诊断室、手术室、康复笼舍和隔离检疫区，具备了同时治疗数百只不同种类野生动物的专业承载能力(81)。
此外，为配合全新的保育使命，机构在 1990 年代末，对园区内原有大片废弃农业梯田进行了生态改造：将过去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梯田，重新规划为不同的生态保育区，通过自然演替和人工干预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恢复山谷内的原生森林植被；这一生态恢复项目的启动，也标志着嘉道理农场正式从过去的 “农业生产基地” 模式，完全转向了 “生态修复示范区” 的发展模式(64)。
2.3 教育与科研并行
随着硬件设施的逐步完善，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在这一阶段的科研与教育工作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快速起步，开始以专业化的成果践行其全新的保育使命。
在科研方面，机构于 1998 年正式推出了 “华南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 这是机构首次将保育工作的地理范围从香港本地延伸至整个华南地区。该计划的核心工作，是与华南地区的相关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合作，对区域内的珍稀濒危物种开展系统性的野外种群监测、人工繁育栖息地修复等工作；这一项目的开展，也让嘉道理农场的自然保育专业化水平，得到了区域内行业机构的广泛认可(64)。
在教育方面，机构在转型后，正式确立了 “全人教育” 的核心自然教育理念，即通过 “头、心、手” 三位一体的 holistic 教育模式，让来访的亲身体验者，从理性、情感、行动力三个层面，重新建立与自然的连接 —— 这一教育模式的核心，不是单纯地向游客灌输生态知识，而是希望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自然环境中重新建立与土地的情感连接，进而自发地形成保护自然的意识。这一教育理念的确立，为其后数十年间，机构在自然教育领域的工作搭建了完整且系统化的核心框架(78)。
在这一阶段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其对公众开放程度的逐步提升：在农业辅助时期，农场的核心功能是农业试验和技术推广，并没有对普通市民开放；但在转型为自然保育中心后，园区开始定期对外开放，接待普通市民参观。不过，当时的开放区域和接待规模都受到了严格限制 —— 核心的保育科研区域仍然完全不对外开放，只有园区内的部分生态改造区域，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可以限时参观；这一严格的管理措施，是为了最大程度降低人类活动对正在恢复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干扰。
三、新世纪的扩展与专业化阶段（2006-2019）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的发展进入了全新阶段：以 2006 年的 50 周年庆典为关键起点，其工作规模和专业化水平实现了全方位提升。在这一阶段，机构在生态修复、物种保育、自然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同步开展了具有行业影响力的项目，发展成为香港乃至华南地区自然保育领域的标杆性机构。
3.1 五十周年志庆与大规模森林恢复计划
2006 年，在建园 50 周年的重要节点，机构启动了一项规模空前的核心生态修复工程 —— 大型植树造林计划。这一项目的核心目标，是对园区内上个世纪农业生产时期开垦的、已经出现严重水土流失的旧农业梯田，以及部分植被退化的山坡地，进行系统性的生态修复 —— 将这些曾经的农业用地，重新改造为近自然的亚热带森林植被，重建完整的局部生态系统。
在这一项目中，机构的科研人员没有采用传统的 “单一树种大规模造林” 的绿化手法，而是经过了数年的前期调研和引种试验，专门筛选出了一批最适配大帽山北坡局部自然环境的乡土树种，其中包括不少香港本地的珍稀濒危树种；随后，科研人员根据不同树种的原生习性，以及不同区域的微环境条件，制定了精确到 “每一亩山坡地种什么树” 的详细造林方案。也正是从这一项目开始，机构的森林恢复工作，正式从过去单纯的 “绿化种植” 层面，升级为以 “生态系统结构修复、提升生物多样性水平” 为核心目标的专业级生态修复工程(64)。
同一年，为了配合这一大型生态修复项目的落地，机构内部进行了相应的架构调整，正式成立了永续生活及农业部（Sustainable Living and Agriculture Department）。该部门的核心职责，是将科学研究层面的生态修复经验，进一步推广应用到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 除了有机农业技术推广之外，更重要的是向公众普及 “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生活” 的关系，倡导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对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这一部门的成立，也标志着机构的工作开始形成 “科研 - 修复 - 教育 - 推广” 的完整闭环，覆盖了自然保育工作的全链条。
在随后的数年间，这一造林项目的生态效果逐步显现：曾经的荒坡和旧梯田，逐渐被茂密的林木覆盖；不少本地的鸟类、两栖类和哺乳类动物，开始重新回到这片山谷栖息繁殖。在完成这一造林项目的主体工程后，机构陆续在园区内建成了一批与生态环境相融合的保育设施，其中包括专门用于展示水生昆虫及其他小型无脊椎动物栖息地的萤火虫屋，以及以保护本地小型哺乳类动物为核心的皮雅士・雅各布斯野生动物保护区；此外，园区内原本仅供农业工作人员使用的旧商店，也被改造为全新的游客教育中心，承担着向普通游客普及生态知识的功能(64)。
3.2 设施更新与多元化教育
在这一阶段，机构一方面持续推进保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造，另一方面也开始不断探索自然教育的新形式 —— 其自然教育工作，逐渐从早期的 “单一导览、课堂式讲解” 模式，发展为全方位、多元化的沉浸式体验教育模式。
在设施建设方面，2011 年，园区内相继落成了三个重要的功能性设施：一是为了纪念机构创始人之一而修建的贺理士爵士雕像；二是融合了自然景观与休闲功能的太阳花园咖啡室；三是对公众开放的、以兰花保育为主题的葛蕾丝・巴雷托兰花保护区。其中，葛蕾丝・巴雷托兰花保护区是对机构早期植物保育历史的传承 —— 这里展示的超过 100 种不同品种的兰花，大部分都是由葛蕾丝・巴雷托女士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于香港的野外山谷中首次发现并记录的；这一保护区的建成，也正式将机构的兰花保育科研成果，转化为了面向普通公众的自然科普教育内容(64)。
2015 年，机构完成了另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改造项目 —— 将建于 1899 年、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旧大埔警舍建筑，重新活化改造为绿汇学苑。这是香港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典型范例：这座一级历史建筑的内部结构，在改造过程中被完整保留；同时，为了配合永续生活教育的核心功能，学苑在内部加装了雨水收集系统、太阳能发电系统和生物厕所等环保设施，实现了历史风貌与现代环保功能的融合。绿汇学苑的核心功能，是作为机构推广低碳生活方式的示范基地 —— 这里不仅展示了如何在历史建筑中实践低碳生活，还定期举办以 “永续生活” 为主题的社区活动和绿色生活 workshops，倡导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对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77)。
在教育活动方面，2007 年，机构在中环天星码头附近设立了 Farmers Market 墟市 —— 这一墟市的核心功能，是向香港市民推广本地有机农耕和可持续生活方式；这也是香港首个以 “本地有机农业” 为主题的墟市。在当时，香港的超市中售卖的蔬菜，大部分都是从外地进口的；而这一墟市的开设，为本地的有机农户提供了一个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销售渠道，也让更多的香港市民有机会了解，本地农业生产与自然保育之间的密切关系(64)。
2009 年，机构首次邀请了国际著名的生态环保领域作家萨蒂斯・库马尔（Satish Kumar），来港举办以 “整体保育” 为主题的工作坊 —— 这是他首次来到香港向公众传授生态保护的理念。在这次工作坊中，他提出了 “将环保直觉与科学知识相结合、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平衡” 的整体保育理念；这一理念，随后被机构应用在香港的自然保育工作中，也进一步丰富了嘉道理农场的自然教育内核。
在这一阶段，机构的自然教育项目，逐渐形成了 “从幼儿园到退休长者” 的完整覆盖体系：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受众群体，设计了差异化的体验式课程，比如针对低龄儿童的 “自然游戏” 课程、针对中学生的 “生态科研体验” 课程、针对成年人的 “有机农耕实践” 课程，以及针对退休长者的 “自然艺术” 课程；而所有这些课程的核心设计逻辑，都围绕着 “Head, Heart, Hands” 的 3H holistic 教育模型展开。
3.3 科研突破与区域保育合作
随着专业能力的持续提升，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在这一阶段的科研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其保育工作的地理范围也从香港本地延伸至整个华南地区。
在植物保育领域，2012 年，机构的植物保育团队利用先进的 DNA 条形码技术，对香港本地的珍稀濒危兰花品种 —— 长蕊狗舌兰（Bulbophyllum bicolor），开展了深入的种群遗传学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为后续制定该物种的精准保育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64)。2014 年，机构的植物学家团队，与国际知名的兰花专家合作，在香港的野外山谷中发现了一个从未被科学文献记录的全新兰花品种；这一品种被正式命名为 “嘉道理盆距兰”—— 这是香港境内由本地植物学家发现并正式命名的少数几个植物新种之一，也标志着机构的植物保育科研水平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准(33)。从 2012 年至 2026 年间，机构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团队，持续在香港的野外山地开展植物多样性调查，累计发现并报道了 40 个香港境内的植物新记录；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香港的植物多样性基础资料，也为后续的本土植物保育工作提供了关键的基础数据支撑(31)。
在动物保育领域，2012 年，机构的野生动物救援中心，在香港国际机场接收了一批由香港海关在非法贸易中查获的珍稀动物 ——609 只爪哇鹰雕，这是该中心成立以来，接收的数量最大的一批非法贸易保护动物；在完成这批动物的检疫和康复后，中心的专业团队将其转运至印度尼西亚的原生栖息地，在专业机构的监控下进行了野外放生。这一重大拯救行动，得到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高度认可，也进一步提升了机构在国际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行业影响力(64)。2025 年，机构的野生动物繁殖研究工作取得了一项重大突破 —— 在园区内的核心保育区，成功自然繁殖出了珍稀濒危鸟类褐林鸮的幼鸟；这是香港境内首次有机构记录到该物种在人工保育环境下自然繁殖的成功案例。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繁殖种群，机构随即封闭了通往该繁殖区域的所有步行径，在后续的育雏期间，完全禁止游客进入相关区域；这一严格的保护措施，也体现了机构在物种保护方面的专业和审慎态度(41)。
在森林恢复科研领域，机构的恢复生态学研究团队，从 2013 年开始，在园区内的上部山坡，启动了一项长期的生态恢复专项研究 ——“香港原生山地林生态恢复研究项目”；这一项目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长期的定位监测，摸索出一套适合香港本地自然环境的、高效的山地森林生态恢复方法。在这项研究中，科研团队在山谷的不同坡向、不同海拔高度，设置了多个面积为 1 公顷的长期固定监测样地；随后，在这些样地中，开展了包括不同树种组合、不同的抚育管理措施在内的多种恢复技术的对比试验，以评估不同恢复方案的生态效果。2023 年，为了进一步提升这项研究的科研水平，机构与中电控股有限公司合作，对这一研究项目进行了升级改造：在样地中加装了一批高清生态监测摄像头、自动气象站和土壤监测设备，实现了对森林恢复过程的 24 小时全天候实时监测；同时，科研团队还首次在生态恢复项目中，大规模使用了无人机航拍、激光测距仪和光学雷达等先进技术，对样地内的树木生长情况和地形地貌进行精确测量，大幅提升了数据采集的效率和精度(79)。2025 年，这项持续了十余年的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在国际同行评审的专业期刊上；研究中提出的 “针对不同乡土树种采用差异化恢复手法” 的专项技术方案，已经被应用到华南地区的多个生态恢复项目中，为区域内的森林恢复工作提供了可量化、可复制的科学参考依据(21)。
这一阶段，机构的区域合作项目也在稳步推进：自 2003 年起，其下属的嘉道理中国保育部门开始与海南当地的林业部门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海南长臂猿的保育研究工作 —— 这一项目是机构在香港境外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保育合作项目之一；经过十多年的持续努力，这一濒危灵长类动物的种群数量已经较项目实施前翻了一番。在广西西南部的喀斯特森林地区，机构的保育团队与当地的林业部门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展了针对广西本土珍稀濒危鸟类的喀斯特栖息地修复和种群监测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机构的专业团队还对当地的保育工作人员和护林员，开展了多场专业的生态修复技能培训。这一系列跨境保育合作项目，将机构在香港积累的成熟生态修复和物种保育技术经验，成功推广到了华南地区的其他城市，切实助力了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进程(29)。
3.4 重要基础设施升级
在这一阶段，园区内的多项基础设施完成了升级改造，为保育和教育工作提供了更强的硬件支撑。2011 年，在园区内的核心溪流区域，完成了溪流生物展示区的建设改造 —— 这一展示区的设计逻辑，是通过模拟自然溪流的生境形态，以完全生态化的方式，向公众展示香港本地的溪流生态系统的原生面貌；在改造过程中，建设团队没有使用任何混凝土材料，而是完全以自然堆砌的石块来模拟溪流的浅滩和深潭结构；这一展示区的建成，让游客可以在不干扰生物自然生存状态的前提下，通过展示区的观察窗口，清晰地看到香港本地的溪流鱼类、两栖类动物和其他水生生物的自然生存状态(64)。
2012 年，机构对园区内的两个主要动物保育设施 —— 两栖爬行动物馆和本土哺乳动物馆，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新改造：将过去的小型水泥兽舍，重新改造为模拟动物原生栖息地的、面积更大、环境更自然的生态化展示环境；在改造过程中，设计团队还在这些展示区域，加装了不少专门用于提升动物生活福利水平的环境丰富化设施，比如模拟自然攀岩环境的栖架、供动物隐蔽的茂密植被、以及能让动物展示自然行为的其他丰富化设施；这些改造措施，极大地提升了圈养动物的生活福利水平。同时，这两个展馆的参观通道，也加装了儿童专用的观察玻璃窗和一批专业的生态科普展示牌，在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场馆的自然教育功能(64)。
2023 年，机构对园区内的另一个核心生态景观区域 —— 兰花谷，进行了全面的翻新改造。改造的核心工程，是更换了谷中已经破旧的竹竿围边和所有的老旧通道铺装；在设计和施工时，为了最大程度保证改造工程不会对谷内生长的兰花造成干扰，所有的施工环节都安排在秋季的非花期进行；同时，施工团队没有使用任何人造的建筑材料，而是完全以回收的旧木料和天然石块，重新铺设了兰花谷的步行通道和种植区的围边；这一设计，在提升兰花谷整体安全性的同时，也完美保留了这一区域的自然原貌。此外，为了提升对游客的安全保障，机构对园内的主要步行径和石阶梯，都进行了升级改造 —— 在这些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湿滑路段，特别是蕨类植物小径和兰花谷周边的步行径，铺设了具有高摩擦力、但同时完全不影响道路自然外观的特殊防滑涂层；这一措施，极大地降低了游客在雨天或雾天滑倒的风险，也提升了园区游览的整体安全系数(79)。
四、最新发展与持续影响力（2020 年代至今）
进入 2020 年代，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的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在生态修复、物种保育、专业科研和教育推广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具有行业标杆意义的成果；其保育工作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得到了国际行业机构的认可。
4.1 国际认证与新地标落成
这一阶段，机构的生态修复工作成果，先后获得了国际权威保育机构的认可，其园区内的硬件建设也完成了一次重大升级 —— 以新的专业保育教育中心落成为标志，机构的整体专业化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2024 年，嘉道理农场的森林恢复项目管理团队，收到了一份国际权威认可：其持续了数十年的森林恢复 initiative，通过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标准（The Global Biodiversity Standard, TGBS）的最高级别 premium 认证 —— 这是该标准推出以来，全球首个获得最高级别认证的森林恢复保育项目；这一认证的通过，标志着机构的森林恢复技术和管理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准(78)。
2026 年 1 月 21 日，园区内的最新一座重要地标性建筑 —— 赛马会自然保育中心，正式举行了开幕典礼；这是机构进入 21 世纪 20 年代后，投入使用的规模最大、硬件设施最先进的全新保育教育设施。这一建筑的选址，位于园区内的一处山谷坡地中，其设计和施工过程，充分体现了 “生态友好” 的核心理念：建筑的整体轮廓，与身后的山坡地形高度融合；建筑外墙的主要材料，是从园区内拆除的旧建筑中回收的旧砖石、旧木料，以及其他来自回收的环保建筑材料；建筑的外立面，还安装了一批兼具发电功能和遮阳功能的光伏玻璃幕墙，以及一套完整的雨水收集净化系统；这一系列的环保设计和设施，让该建筑的整体能耗水平比普通的同类型建筑低了近 40%；建筑的整体环保性能，也获得了香港绿色建筑议会颁发的 BEAM Plus 金奖认证。
作为机构在自然保育和教育领域的全新核心枢纽，这一中心的核心功能，是将科研工作、专业保育和公众教育三者进行有机结合：其内部不仅设有多个现代化的生态实验室、动物康复饲养室和原生植物保育基地，还设有多个沉浸式的生态教育展厅。这些展厅，以 “生命之谷的演变” 为核心线索，通过标本、图片、多媒体互动装置，完整呈现了嘉道理农场从一片荒山，到如今郁郁葱葱的次生林，再到生物多样性保育基地的整个生态修复历程；其中的一个核心多媒体展项，是由机构的生态研究团队，结合过去数十年的森林恢复监测数据，专门制作的大型沉浸式森林生态恢复互动投影。在开幕典礼上，机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中心的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机构在自然保育、全人教育和可持续生活发展方面，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后续的运营中，这一中心将充分发挥 “科研与教育枢纽” 的核心作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展示香港在森林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卓越成果(74)。
4.2 艺术与自然的融合
在这一阶段，机构在自然教育领域，又探索出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 将自然生态保护与艺术创作进行跨界融合：2023 年，机构将园区内的一处原有核心景点 —— 观音花园，重新改造为 “Art House” 艺术空间，作为其全新的 “土地与心灵连接” 跨学科教育平台。这一艺术空间的核心功能，是通过艺术家驻村创作、自然艺术 workshop 和户外艺术装置展示等多种形式，将生态保护的专业知识，以更具美感和冲击力的艺术形式传递给普通公众；让访客在欣赏艺术作品的过程中，重新建立与自然的情感连接。这一全新的教育平台，是对机构传统 3H holistic 教育模型的一次延伸拓展：通过艺术创作的形式，将过去以 “知识传递” 为核心的教育模式，转化为以 “情感连接” 为核心的沉浸式体验模式；也进一步提升了机构自然教育的覆盖范围，吸引了更多原本对生态保护不感兴趣的市民，主动走进自然环境，接受生态科普教育(78)。
4.3 保育科研持续推进
在这一阶段，机构的保育科研工作，沿着 “精准化、专业化、长期化” 的方向持续推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性成果。
在植物保育领域，2026 年 3 月，机构的植物保育团队，发布了一项最新的植物多样性调查科研成果：在过去的一年间，团队在香港的大帽山、马鞍山和西贡东郊区的多处山谷中，共发现了 8 个在香港地区从未被记录过的新植物物种；其中的一个物种，是属于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肉质植物物种。这一最新发现，是机构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团队，继 2012 年报道 40 个香港植物新记录之后，在本土植物多样性研究领域的又一次重要突破；这些新记录的发现，不仅进一步丰富了香港的本土植物多样性资料，更对香港的濒危植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加完整的科学依据。同年，机构的植物保育团队，与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美国密苏里植物园的科研团队合作，在国际学术期刊《全球生态保护》上，发表了一项关于香港本土珍稀濒危植物沉香木的最新保育研究成果；这项研究的核心依据，是团队从 2017 年起开始收集的香港本土沉香木种群的遗传多样性数据 ——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系统性分析，研究团队提出了针对性的 “原位保护、迁地保护和公众教育相结合” 的综合保育策略；这一研究成果，为香港特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沉香木种群的长期保育方案，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参考依据(31)。
在动物保育领域，2024 年，机构的野生动物救援中心，迎来了成立 30 周年的重要节点；根据机构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在这 30 年间，中心累计接收治疗了超过 70000 只不同种类的野生动物，其中有不少动物是从非法贸易中查获的保护动物；在这些动物中，有超过 60% 的个体，在康复后被成功放回了野外的原生栖息地。2025 年，中心的兽医和保育团队，成功繁殖出了珍稀濒危鸟类褐林鸮 —— 这是香港境内首次有机构在人工保育环境下，成功实现该物种的自然繁殖；这一突破，不仅证明了机构在野生动物保育方面的专业技术水平，更对香港本地的褐林鸮种群恢复工作，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81)。
在森林恢复科研领域，机构的生态研究团队，在 2023 年至 2024 年间，对此前的森林恢复项目的技术方案，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优化升级：在新的造林区域，采用了 “模拟自然、近自然造林” 的全新技术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团队没有采用过去的 “单一树种大规模造林” 的传统绿化手法，而是在这些新的造林区域，保留了场地内原有的部分植被和较大的石块；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在地表生活的小型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昆虫等无脊椎动物，保留了它们赖以生存的天然 cover 环境。同时，在选择树种时，团队也严格筛选了那些最适配大帽山北坡高海拔、相对干旱的山坡环境的乡土树种，其中包括不少本地的珍稀濒危树种；在种植过程中，团队还首次采用了多树种混交的种植模式，将不同习性的树种，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混交种植，尽早恢复森林的复杂垂直结构，提升整个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水平(79)。
4.4 有机农业与可持续生活推广
在这一阶段，机构的永续生活及农业部，持续推广着有机农业和可持续生活的理念；其工作内容，也从过去的 “技术推广、农户支援”，发展为覆盖 “生产示范、平台销售、公众教育” 的完整服务链条。
在生产端，机构在园区内，保留了一片面积约为 0.5 公顷的有机耕作农田，作为本地有机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这片农田采用了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符合香港本地自然条件的近自然农林间作模式与再生农业技术；技术团队还在这片农田上，开展了多项有机农业和再生农业的种植试验，研究如何在香港的山坡土地上，实现有机农业的可持续生产。
在销售端，机构继续在中环天星码头附近，运营着 Farmers Market 墟市；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一墟市已经成为香港本地有机农业的重要推广和销售平台，吸引了超过 200 名本地的有机农户加入。
在教育端，机构开设了 “再生农业实践” 系列有机农业相关课程和公众体验活动：有针对普通市民的有机耕种基础体验工作坊，也有面向本地青年农民的进阶课程，向他们传授再生农业技术和有机农业的管理经验；此外，绿汇学苑还定期举办 “有机饮食与永续生活” 的主题社区活动，通过邀请本地的有机农夫和美食家现场分享、现场烹饪体验等多种形式，向公众推广 “吃当地、吃当季” 的可持续饮食理念。这一系列的项目，将机构的生态修复工作，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建立起了直接的连接；也以实际行动持续践行着其 “促进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的机构使命(64)。
五、总结
纵观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的整个发展历程，其 70 余年的发展历史，是一个 Charity 机构随香港社会时代发展变迁，不断调整自身定位，持续将使命推向更高水平的完美范例 —— 其发展轨迹，与香港社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变迁，形成了高度的同步和契合。
从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的近 40 年间，嘉道理农业辅助会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农业技术援助和生产资料辅助，帮助来自内地的难民和本地贫困农户，在香港的土地上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力更生；这一阶段的工作，为香港在战后时期的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0 年代的转型，是机构发展史上的一次根本性蜕变 —— 从单纯的农业救济机构，正式转变为多元化的自然保育教育机构；其工作重心，从 “保障农户生计、提升农业产量”，全面延伸至 “修复整个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专业领域。进入 21 世纪后，机构的发展步伐显著加快：在 2006 年建园 50 周年后，其保育工作逐步走向专业化和系统化，多项科研成果和保育项目都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从 2020 年代开始，机构进一步将工作重点，从单纯的 “生态修复”，升级为 “以生物多样性恢复为核心” 的高质量生态保护工作。
如今，这座占地 148 公顷的 former 试验农场，已经彻底改头换面 —— 从昔日的贫瘠荒山，转变为郁郁葱葱的次生森林。根据机构的生态监测数据，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座山谷的生态环境质量，已经得到了极其显著的提升：山谷内的森林覆盖率，从 1950 年代不足 10%，提升到了现在的超过 80%；曾经在这片山谷中消失的多个鸟类、两栖类和哺乳类动物物种，重新回到了这里栖息繁殖；这里已经成为香港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同时，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也已经发展成为香港地区自然保育领域的一座重要里程碑；其在生态修复、物种保育、自然教育和可持续生活等多个领域的工作成果，都获得了国际权威机构的广泛认可。
从开荒种地到生态修复，从救助农民到保护生物多样性，在这一完整的发展历程中，不变的是嘉道理兄弟在创立之初定下的 “助人自助” 的慈善理念 —— 这一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在早期农业救济阶段，它的核心是 “帮助人们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力更生”；在转型为自然保育机构后，它又被延伸为 “帮助自然环境通过自我修复实现可持续发展”；到了现在，这一理念的完整表述，已经升级为 “促进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这一贯穿始终的核心理念，也指引着机构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持续开展具有影响力的保育科研和教育项目，为香港、华南地区乃至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专业级的技术方案和实践经验。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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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档部分内容可能由 AI 生成）